交匯點:智庫專家話百年系列之六 | 百年黨史蘊含豐厚的“城市思想”

編者按:百年風雨兼程,世紀滄桑巨變。為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、向黨的百年華誕獻禮,蘇州大學人文社會科學處、東吳智庫開展“智庫專家話百年”活動。專家文章《百年黨史蘊含豐厚的“城市思想”》刊載于《新華日報》交匯點、新江蘇新聞客戶端。現將全文轉載如下。


百年黨史蘊含豐厚的“城市思想”

黃建洪

中國共產黨擁有豐富的城市思想。黨的百年歷史,在一定意義上,就是篳路藍縷、艱苦卓絕探索城市思想、尋求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偉大歷史。宏觀地看,可以從四個階段來理解這一重大問題:

第一,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的城市思想與立國之路。中共一大把進行無產階級革命、由勞動階級重建國家的奮斗目標莊嚴地寫在自己的黨綱之上。這是中國革命開天辟地的大事件。基于對城市是中國革命的中心的早期認識,共產黨人專注于從事轟轟烈烈的工人運動,并在國民革命的大革命洪流中得到錘煉。更為艱苦的斗爭,是面對逆反勢力對城市中心的占據、對工農革命力量的摧殘,黨領導人民逐步實現從城市中心鄉村根據地的轉移。由資本和土地資源所拱衛的統治中心在城市,而革命的根基在廣袤的農村。革命路徑從城市-鄉村認識的方向性調整,具有重大的理論和實踐價值,在黨的帶領下,中國逐步走上了從農村包圍城市的新民主主義革命道路。通過土地革命戰爭、抗日戰爭以及解放戰爭,成立了工人階級領導的、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。革命立國,與肇端于城市、發展成為由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息息相關,共產黨人基于對中國社會、尤其是對于城市性質與地位的深刻認識,做出了正確的抉擇。

第二,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的城市思想與建國之路。新中國的成立,中國歷史進入了新紀元,也意味著獨立自主城市化道路的展開。城市是人民的不凡創造。在新中國,在黨的領導下,人民以城市主人的身份參與城市建設成為現實。這一時期,以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、建立起國家治理的四梁八柱、恢復國民經濟和社會秩序為主軸,城市作為黨和國家開展現代化建設的主戰場而得到高度重視。作為秩序之基與發展之維,城市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活躍狀態。1949-1978年間,黨探索將審慎的城市發展納入到國家建設的宏偉事業之中,圍繞國家建設急需領域來選取城市規模和人口政策,經歷了較快速的增長以及一定程度的波動。這包括:一是工作重心城市轉移過程中建設資源匱乏的制約;二是城市生產性功能的新設置使然;三是以滿足城市人口控制、實現城鄉區隔化治理的戶籍制度產生深刻影響。實踐中,以城市化方式推進國家現代化,通過五年計劃、以工業為主軸的戰略成為可行的選擇。

第三,改革開放時期的城市思想與富國之路。改革開放,意味著國家治理尺度和治理重心的重新調整。在激情的改革年代,城市逐步演變成為機會之所、財富之所、創造之所與創新之所。在1978-2000年間,由農村體制改革與工業化、城市體制改革與市場化發展推動,極大地刺激和驅動農業勞動人口向城鎮和城市快速匯聚。在此階段,我國形成了城市經濟高速增長和長三角、珠三角等城市群迅猛發展、大中小城市蓬勃發展的格局。這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國家城市空間布局和成長模式。改革年代的城市思想及其實踐探索,顯著點有三:一是突破了城市搞工業、農村搞農業的既有格局,建立起更為靈活的城市-鄉村互動態勢;二是實現了改革格局由鄉村包圍城市的快速轉變,城市圍繞國有企業經營管理的經濟體制改革快速推進;三是由市場機制所引導的產業集聚成為城市發展的重要動力,經濟發展的市場機制逐漸成為配置城市人口要素的主導。由積極城市化所引導的現代化,深刻地改變了國家治理的政治經濟學邏輯,促成了市場無形之手與政府有形之手的對握,形成強大的國家發展力量。

第四,新時代時期的城市思想與強國之路。進入新世紀,尤其是自黨的十八大以來,城市讓生活更美的理念深入人心,黨的城市化思想更多地強調均衡性、可持續發展內涵。走進新時代,黨的城鎮化由方針升級成為城鎮化戰略,以人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成為與新型工業化、信息化、農業現代化道路的新四化,在新發展理念的指引下成為助益國家全面現代化的基礎力量。及至2020年底,我國城鎮化率增至60.6%,這意味城鄉中國的來臨,黨和國家執政的經濟基礎和社會結構出現了重大變化。城市,正成為不斷創造繁榮與美好的權利空間、發展空間和認同空間,城市發展的深度人本化、智能化和生態化成為面向未來的新選擇。在此階段,有三點值得關注:一是城市群的發展成為越發重要的戰略認知和政策布局,協同發展的態勢逐步顯現;二是城市高質量發展的人本內涵更加充沛,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與一體化發展得到普遍重視;三是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與鄉村振興戰略的耦合式發展,期冀在更高位階上重構黨和國家在城鄉結構上的新平衡。憑藉國家與社會、政府與市場關系的再調整,以促成更高層次的區域之間、城鄉之間、群際之間發展平衡,其效正顯。

城市從來都不是一個單純的社會概念,其政治涵義的凸顯、經濟功能的彰顯與民生價值的呈現,都是中國現代化故事的重要組成部分。百年來,黨對城市的思想探索及其實踐,給予我們四點啟示:其一,城市的本質即人民。以人民的主體性來確立城市的屬性,其要義在于在面對社會主要矛盾的轉化過程中,黨從民族獨立、人民解放到國家富強、民生幸福的高度,真切地貫徹人民城市理念,以發展城市性、彰顯人民性,形成了以人民為中心的中國之治其二,國家治理體系的建構需要科學地面對城市議題。從治理的路徑上看,基于對城市的準確定位和功能設置,黨領導人民分別通過革命、建設、改革和新發展的路徑,來推進國家治理;從治理的重心上講,黨先后通過確立國家秩序、社會秩序、發展效率以及整體正義的題域轉換,走出了一條從鄉村中國城鄉中國轉變的中國道路其三,國家治理能力的建設需要從城市治理需求中尋找力量。從重整河山的動員與整合能力,到快速鼎定新國家的建構與汲取能力,再到尋得前進新機制的配置與發展能力,一直到逐步走到世界舞臺中央的平衡與創新能力,實現了從站起來、富起來向強起來的深刻轉變,形成了具有中國氣質和世界意義的中國模式其四,國家認同與城市治理的價值與績效關系重大。現代國家認同是公民對人民主權治權化實現的方法性、過程性與結果性認同。伴隨著城市思想展開的百年實踐,黨領導人民完成并完善了民族國家、民主國家、民生國家的認同建構,對中華民族、人民共和國和社會主義的認同越發堅韌。城市化的歷史語境、實踐邏輯與全球視野告訴我們,充分尊重本源型傳統與復雜現代性依據,城市化的本質在于消除經濟社會結構的對立性,實現國家成長與權利再造。城市的發展是國家進步的階梯。作為中國未來發展中一個最重要的中間變量,新型城市化通過歷時性題域共時性題解的方式互嵌與互塑國家治理,邁向城市性和良性現代性正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內生主題。為此,在黨的領導下,深刻扎根于鄉土性制度底色向城市性增量循序轉變這一根本事實,適時將生存性需求轉化為發展性需求,對于助推一個強大國家美好社會的出現、循序實現面向人的全面發展,至關重要。

作者為蘇州大學東吳智庫研究員,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、教授、博士生導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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